载人航天工程的投入值得400亿并非整个航天事业支出

载人航天工程的投入值得值得说明的是，21年近400亿的花费仅为载人航天工程的投入，而中国航天远非此一项工程。据《2011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披露，除了载人航天，航天事业还涉及航天运输系统、人造地球卫星、深空探测、航天发射场、航天测控、空间应用、空间科学、空间碎片等领域的投入。而到底国家每年在所有航天事业上花费多少，并无官方数据。载人航天工程的投入值得

载人航天工程的投入值得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这个巨无霸央企身上寻得一些端倪。该集团是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主导力量，犹如中国的NASA，旗下有8个大型科研生产联合体和11家专业公司，是“神舟”、“嫦娥”、“长征”、“北斗”等航天品牌的拥有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201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显示该集团2011年收入高达1018亿元，也印证了“中国航天产业总收入步入千亿大关”的流行说法。载人航天工程的投入值得

航天事业政府投入未必少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千亿年收入中，源于航天商业的部分恐怕并不占多数。以引人瞩目的商业卫星发射为例。该服务由集团旗下的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提供。从1987年起，长城公司共实施商业发射33次，发射39颗国际商业卫星，并提供6次搭载发射服务。但长城公司在"十一五"期间平均年进出口总额3.9亿美元，平均年收入35.4 亿元，并不惹眼。

由此推测，抛去商业所得，千亿收入的一大块还是来自政府。因而有媒体估计，每年国家财政投入到航天事业的金额应有数百亿人民币，相比于美国国家航天航天局(NASA)2012年度178亿美元的预算谈上不上相形见绌，或与GDP规模相匹配。那么，在航天事业上进行大手笔投入到底合算不合算呢？

近年来我国航天事业在加速发展期，“十二五”目标是进行100次火箭发射，100颗卫星发射，100颗卫星在轨稳定运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在年初更是提出发射21箭30星的年度计划。与发达国家相似，我国的航天事业更多还是政府计划而非市场行为。

在市场体系中，个人和私人企业可以清楚地通过市场获取劳动力、资本、原材料、产品等的价格信息，对比不同生产途径之间的成本差异，并通过对利润和损失的考量来决定是否将特定资源投入到某产品的生产中。但航天事业的计划者却不在意这些，支持他们生产航天产品和服务的不是对潜在利润和亏损的具体估计，而是一种航天经济大有可为的信念。

背靠政府，兼有科研和商业性质的航天事业，是很难做出对利润和亏损的有效核算的。如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卫星的发射费用为1.43亿至1.72亿元，其制造费用与发射勤务费用约为0.5亿元，看似利润丰厚。但这里的费用其仍然是个平均成本，而非边际成本，之前大量投入的沉没成本也并未纳入。没有对利润和亏损令人信服的核算，许多航天活动会丧失经济上的合法性。

此外，政府将纳税人的钱投入航天事业也应面对来自资源配置有效性和机会成本的质疑。我们看得见的，是电视机前火箭喷射而出，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看不见的，是航天事业投入的资源原本可以在私人部门实现的产品和服务，或是投入其他领域如海洋探索中的成果。而这之间谁更划得来，缺乏经济核算能力的航天部门是给不出答案的。

一个被泛滥引用的数据称，欧美多家研究机构采用不同模型与方法计算出航天产业经济与社会效益比，得出政府在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为1:7至1:14之间。这意味着，每投入航天领域1美元，未来得到的回报就为7-14美元。譬如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虽然历时11年，耗资255亿美元，却因此获得3000余项**，随之产生的新技术有超过3万项应用到民用产品中，其人工智能、遥感作业等技术的转移又为整个工农业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在欧美成功的经验未必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美国的航天产业的研发对其民用产业发展之所以有不少外溢性，源于美国总体要素禀赋水平高，民用产业不少也是资金、技术密集型的，给航天技术的外溢、嫁接、移植提供了土壤。但像中国这样以劳动力密集企业为主导的国家，大力发展航天科技反而容易成为靠政府补贴过活的孤岛经济。

一直倡导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曾这样分析美苏两国的太空争霸：“两国的人口规模差不多，自然资源方面苏联还要优越一点，但是整个要素禀赋结构与美国的差距太大。美国在航天产业、**产业投入的**量很大，但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量来说很小，并不挤占其他绝大多数有比较优势的民用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所以可以持续。苏联在要素禀赋结构很低的条件下，在**产业投入的**量上要达到美国的水平，就非常吃力，占每年的国内投资规模的比重太大，其他有比较优势的民用产业就难于发展，因此不可持续。”

作为一个要素禀赋尚不高的国家，中国的航天事业理应以苏联为鉴，既不能以盲目赶超为目标，也不要把别国的高回报视作理所当然。